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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后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历史条件

以林衡道编著《寺庙大全》为基础,参考其他资料所做的统计。

一 、
清代台湾妈祖信仰之迅速发展,与清廷采取鼓励其传播的政策不无关系。台南大天后宫是当时官方祭典的中心庙宇,清廷通过皇帝和寺方官员给该庙赐匾以及台南府知府率员举行祭典,提高了妈祖庙的权威,有助其传播影响。清廷的这种用意,从该庙匾客之多,即可断定。自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该庙得到雍正、咸丰、光绪三个皇帝御笔匾额三块,得到总督、总兵、提督、知县、钦差等文武官员歌颂妈祖庙灵性和功德的匾额四十五块。 综观清代妈祖信仰的发展,其最大的特点是清廷统一台湾、维持台湾的统治,以及闽粤两省人民移居开拓台湾,成为其传播的主要历史条件,因此使闽南、粤东等台湾垦民的故乡和台湾的妈祖信仰,无论就广度和深度来说,都有很大的发展。再由于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妈祖信仰被清廷统治者所利用,也使妈祖神性中的宫事威力大为增强,为统治者镇压民众起义和“平乱”所利用。

二、 清朝统治被推翻以后,妈祖信仰就推动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减少了。解放以前三十七年时间,在中国大陆上,妈祖信仰在有些地方虽然也受到当地官方的一些支持,但基本上是靠民间士绅、商人等为首出来募捐或摊派费用,以举行大的祭典或新建、维修庙宇,基本上是处于自发发展的阶段。妈祖信仰在这一自发发展阶段中,因社会条件变化,显出了两个特点。其一是妈祖信仰摆脱官方的址接利用,扎根基层,趋向平民化。因社会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一般乘大船、大轮船漂洋过海的旅客和靠大货船运货的船主、货主等,对妈祖的依赖性减弱了。这些与海上交通有关的人,并不一定象往昔那样要先去祭祀妈祖才上船 、开船。对妈祖依赖性强的主要是小船主、小船户、船工和渔民,他们把妈祖当职业保护神对待,对她有很深的信仰,祭祀不敢怠慢。其二是随着出国谋生者增多,妈祖信仰传播到国外各地。向国外传播的缘起,有的是出国者携带的妈祖神像或香火在侨居地被供奉起来,有的是华医因在故乡对妈祖信仰甚笃,同乡会为了满足侨民信仰的要求,在侨居地建庙进行祭祀。通过华侨出国途径将妈祖信仰传播到国外,在该国建有妈祖庙的国家有;日本、美国或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诸国。日本因与中国交往较早,明末清初已传到日本九洲地方的五岛、平户、长崎及南部萨摩半岛,后来还传到东部日本的水户市一带,成为日本人的信仰,在神户、长崎等地华侨较多的地方还有妈祖庙,水户地方的妈祖则被浴合为日本神道神,奉祀在神社里。日本中部地方的岐阜市虽位于离海较远的内地,也有妈祖堂,1969年妈祖诞辰时,还派专人到台湾北港朝天宫迎返妈祖神座。又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只要有兴安会馆或莆仙人聚居的地方,就一定有天后宫。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属下有27个地方性兴安会馆,每一个设有会馆的地方都有天后宫。“天上圣母其祀庙最富历史者为马六甲之青云亭、宝山亭,丁加奴之和安宫。槟榔屿之观音亭(广福宫),星嘉坡之天福宫、琼州会馆、宁阳会馆等。巴西是近年由台湾去的华侨骤增的地方,因此妈祖信仰在圣保罗市也得到传播,1970年有华侨由台湾北港朝天宫迎去分身神去奉祀。

    1949牛国大陆解放以后,妈祖信仰和所有民间宗教信仰一样,趋向衰落,这主要是社会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引起的。因为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和政治压迫,广大人民生产、生活中发生的困难,有政府的帮助和群众自己的互助,求神护助的紧迫感减少了。另一方面,利用宗教迷信谋求私利的事被禁止了,那些提倡神或为首募捐修建庙宇和主办祭典的人物养活了,加之广大群众受了无神论教育的影响,因此所有民间宗教都趋向衰落,妈祖信仰也不例外。但“文革”前还有不少庙宇被保存下来,各地的妈祖信仰 的中心庙。虽然进香者大量减少,但香火并没有断,如湄洲屿的两座天后宫和莆田城内的文峰宫、晋江县东石的天后宫、厦门市的福海宫等。然而,在“文革”期间,所有妈祖庙都遭到了破坏,或庙宇被摧毁,或神像被毁,香火断绝。湄洲屿的妈祖庙被拆平,砖瓦、木料等被移作他用。“文革”以后,有不少妈祖庙在其信徒的支持下得到恢复。如厦门的福海宫得到整修,现在庙中香火不断;东石的天后宫,修缮油漆后,面貌焕然一新;湄洲屿的妈祖庙,已在原址重建,并盖起了主殿,其他附属建筑也在逐步恢复。贤良港祖祠的修建也已完成,出于南宋的妈祖木雕神像经整修后,已摆出来供人祭拜。此外莆田城内文峰宫的妈祖,也在附近的东山找到了新址,香火相当兴旺。莆仙和闽南的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不少新的小庙。1985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妈祖诞生1025周年,湄洲屿祖庙的纪念祭典盛况空前,参加者达十多万人,其中有来自台湾和海外的信徒。

三、
自1895年以后到现在,不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或国民党统治时期,妈祖信仰在台湾民间一直都处于兴旺的状态。这种状态,从台湾妈祖调用数的逐年迅速增加,也可看出来。据台湾总督府统计,1934年末,全台妈祖庙有335座,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约100座。这表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民间的妈祖信仰处于日益兴盛的状态。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当局接管台湾以后,妈祖庙还继续在增加,据1964年进行的寺庙调查统计,全台有妈祖庙384座,30年之间又增加了49座,而最近20年期间又增加了100多座,达到500座左右。“从台湾以天上圣母——妈祖为主神奉祀的庙宇,到目前仍有500多座来看,可知其在民间信仰者的心目中,其地位之重要。”据近几年台湾文献委员会编印的《台湾地区神明的由来》一书中说:“目前台湾民间奉祀天上圣母为主神的寺庙据调查已超过500座之多,以台南县为最,占64座,高雄县次之,占60座,现次为屏东肥及台中县,各占49座,云林县占48座,彰化县占42座”。由上可见,国民党统治时期,妈祖信仰也是处于日益兴盛的状态之中。在现代化的台湾社会中,妈祖信仰之所以能保持鼎盛状态,除社会生活上的不安定因素逼使很我人去求神这一一般原因外,妈祖的神性能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从海上保护神转化成了各行各业和一般家庭都可向其求福消灾的万能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当今在妈祖的信仰者中间,对妈祖在海上的灵验是深信无疑的,但是他们还相信,妈祖的法力和灵性是广大无边的,只要虔诚拜祭,会有求必应。这一点,从每年到北港朝于宫进香的上百万人的万分可以看出来。这些进香者中,水上作业者极少,绝大多数都是职工、农民和工商业者,他们去参拜的目的,多是祈求妈祖保佑家庭平安、疾病康复或求子、求发财等。又如大甲镇每年都要在旧历三月份组织一次几万人的集体香团,送该镇镇澜宫的妈祖到北港朝天宫谒祖“刈香”,而该镇并不在海边,是兰草的产地,居民从事的主要产业是编织,他们去祈求妈祖的项目也各种各样的求福消灾的要求。这样事实说明,在人们心目中,妈祖是在广泛领域里具有灵性能满足祭拜者各种祈求的,所以能保持众多的信仰者。台湾民间信仰妈祖之益盛不衰,除表理在庙数的增加之外,还表现在庙宇建筑的日益讲究和盛大的祭典。国民党政权接管台湾以后,原有的大多数妈祖庙都得到整修、改建或扩建,有些妈祖庙越修越华丽,而且出现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新庙。全台各地“迎妈祖”游街例祭的延续,以及到几个主要妈祖庙进香的旧习继续盛行,对于保持和发展妈祖信仰,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全台五百多座妈祖庙中,被认为有几座妈祖庙的妈祖是特别有灵验、有权威的,如台北市的关渡宫、彰化县鹿港镇天后宫、云林县并港镇朝天宫、台南市开基天后宫祖庙等。其中北港朝天宫是全台妈祖信仰者的中心,而上述其他几座庙是其所在地周围地区的信仰者的朝拜中心。例如北部地区的妈祖信仰者,平常都在其住地的妈祖庙烧香奉祭,但祈求无较。或为了表示对妈祖信仰的更为虔诚,受护佑更有把握,北部地区的信仰者,就要每年或几年一次到关渡宫去进香,如有可能,最好是到北港朝天宫去朝拜。因此,上述每个中心庙宇,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数十万、上百万的进香者。再,台湾有许多妈祖庙的妈祖是一些主要妈祖庙分身神,因被认为灵性特高,又成了第二层本庙,又由该宫分出了九庙。这种庙宇关系和祭典时的迎送惯例,其影响的范围,就扩大了许多。这里且将大甲镇镇澜宫妈祖往北港朝天宫谒祖进香的盛况写出来,据此,大家即可想象其影响有多大。大甲妈祖每年往北港谒祖进香已有百余年历史,1980年的一次选择在农历三月三日子时二十五分起驾,进香队伍总共5万余人,绵延数公里,完全徒步随驾者5000多人,还有200多辆游览车与300多辆轿车、400辆自行力和三百多机车沿行进路线,前前后后跟着前往。从大甲到并港单程要走三天三夜,来回连在北港的“刈香”谒祖仪式在内要费去八天八夜,随驾信徒要经过十多个城镇,参拜沿途不下30多个庙宇,途中脚腿酸痛或脚底磨破或起泡时,前往神舆求取“炉丹”(香灰)以开水冲服或抹于伤处,然后继续行走。神舆经过的地方,地论城镇或乡间,每户人家备好清香素果,占燃香烛,恭候于门前,当神舆到来时,跪拜于地上烧金纸迎送。第4天到达北港后即将銮驾入庙停驻,请出妈祖神像供奉于案桌上,待到午夜时分才进行“刈香”仪式。北港镇因顿时增加5万人口,庙内外和大街小巷的走廊下都睡满了人,待到“刈香”时,数万个信徒都长跪在庙前及大街上,随着庙里传出诵经声及司仪的指示,每个人都朝着庙叩头膜拜。信徒献奉的金纸在庙前堆成山,用汽车一车又一车运往河边燃烧。这一整天、舞狮、龙阵、布马、八家将、踩高跷游行、武术表演等庆祝活动连续不停。香客则忙于上供品,添香油、讨香灰。所谓“刈香”或借此仪式以求得圣灵不息的延续,具体做法是将法师念过的经文、疏文及金箔纸焚化于“万年香火炉”中,此谓之“头炉火”,随即将炉中余烬连铲三铲入大甲的“神火筒”中,并将供奉于神案的二尊大甲妈祖神像及汇集捆扎的会旗和灵符,一一经过香炉上空,由一排人高举双手接引传至庙外,待“神火筒”安入香担,即快跑离宫,一路要添加檀香粉末,使不熄灭。神舆返回时,北港沿街商店都燃放鞭炮,欢送大甲妈祖,并准备茶水、食品,无偿送给进香者,对于大甲妈祖谒祖,沿签字农村还有一种迷信,认为“大甲妈”进香时都会有雨水随驾,带来春耕的“及时雨”,因此称“大甲妈”为“雨妈”或“过水妈”,銮驾一到,都要烧香祭拜。北港朝天宫,每年都要接待类似大甲镇的许多进香团,特别是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前后,更是应接不暇。妈祖信仰之盛,还突出地表现在各地的“迎妈祖”祭典的盛况。台湾各地的这种祭典,也是由来已久,每年定期举行,届时各家各户都要准备“牲礼”祭拜,要办丰盛的酒菜宴请外地来看热闹的亲戚朋友。“迎妈祖”祭典时,除将本地妈祖宫的神像用神轿抬出游街之外,还要迎请并港朝天宫的妈祖神像和属该宫祖庙的妈祖神像,分乘各自的神轿一起游街。北港朝天宫为了满足各地迎请本庙妈祖去游街的要求,庙内有十多尊妈祖神像,除“镇殿妈”不出门外,有“二妈”,“副二妈”、“三妈”、“副三妈”、“四妈”、“五妈”、“六妈”、“塔郊妈”、“太平妈”等。“迎妈祖”祭典时,中西乐队、化装队伍、彩车、旗队等游街队伍长达数公里,街道两边看热闹的人,人山人海,这种盛况,除台湾以外是少见的。

    妈祖信仰在台湾盛行,和一些地方官员和政界人物为争取“民心”和选票,在维修庙宇、建庙和祭典时所起的促进作用,也有些关系。这些人为了扩大个人影响,在新建或维修妈祖庙时,总是要想方设法挤进筹委会去当委员或主任,祭典时都是地方首长带着各界“民意代表”去进行主祭,他们的活动实际上也起了扩大妈祖信仰影响的作用。

    旅游、观光事业的宣传、扶持,也是妈祖信仰持续不衰的一个因素,上述几个有名的妈祖庙都被列为到该地旅游者必去之处,为此也多招来了许多香客,而各地的妈祖大祭典,更是旅游部门组织赚钱的好机会,为此也大肆渲染扩大其影响。

    以上所说的这些现象,是助长妈祖信仰盛行的一些因素,但都不能说是妈祖信仰盛行的根本原因。妈祖信仰之盛行和台湾其他宗教、迷信盛行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台湾翁佳音先生指出其基本原因时说:“台湾在这三十余年来,由于农业社会快速地转变向工业社会前进,都市兴起,而农村的乡庄社会不断受到冲击、改变。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新兴的都市,产生了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在短期间内的不稳定状态。个人也因而有疏离、困惑、焦虑与挫败感的出现。有些人或因而不断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在宗教界里求得肯定、求得慰藉。”台湾大学李亦园教授更具体地指出:1、由日本压制政策而产生的反动力产生了作用,一旦得到宗教和迷信活动自由,寺庙大增;2、从农业社会急速转变为工业社会,个人产生的困惑、忧虑与挫折要求助于神灵,社会群体急须寻求重新整合的方法,利用传统的神来进行;3、知识较低的阶层要寻求宗教上的满足,同时以传统宗教(民间宗教)做为认同的手段;4、地方派系的活动,概为其活动中心的庙宇必然增多。在这种社会根本原因促成之下,妈祖信仰之会突出盛行,乃在于妈祖信仰在台湾民间有悠久的传统、群众基础本来就较雄厚和牢固,加上其神性能适应时代变化而转变,所以较台湾民间信仰的许多其他神灵,拥有更广泛的信仰者。总之,台湾妈祖信仰盛行,其基础是当前台湾社会生活条件,只要台湾社会制度和人民社会生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妈祖信仰将会继续在台湾民间盛行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宋、元、明历代朝廷对于妈祖信仰都采取了鼓励其传播并予以利用的政策,清朝统治者也继承了这种政策。从流传于中国大陆的妈祖在清代显应的资料可以看出,清朝官方利用妈祖信仰的范围,大体与明朝相同,只是因历史条件不同,在重点上有所变化而已。根据通峻撰《重修天妃显圣录》、徐葆光撰《中山传信录》、作者不明之《天上圣母源流因果》等,清代妈祖灵应神迹记载。综合起来有十六项。这十六项灵应神迹反映着清朝对妈祖信仰的政策。对这些神迹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清统治者着重在那些方面利用了妈祖信仰。妈祖显应所涉及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关使节在海上遇险得妈祖保佑的事情五项:1、康熙二年(1663年),册使张学礼等归舶过姑米山遇风暴;2、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册使汪辑、林麟昌等归膛遇飓风;3、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册使海宝、徐葆光等,船几落■,归舟又遇旋风。船危;4、乾隆二十年(1756年),册使全魁、周煌等舟泊姑米忽遇三昼夜之台风;5、道光十九年(1839年),册使林鸿年、高人铿等赴琉球途中两次猝遇风暴;以上五项险还必须均得妈祖显灵庇佑脱险。

    军事活动上受妈祖庇佑而排除了困难或制胜敌人的事迹七项:1、康熙十九年(1680年),水师提督万正色驻军崇武,夜梦神妃佐风,开洋进兵胜敌,逼郑军舍厦门入台湾;2、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施琅征台大军屯于平海缺饮水,祝神得水,十二月开船遇大风,得神佑船舶平安入湄洲;3、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水师与郑军战于澎湖,妈祖显灵助战胜敌;4、专长卫生五十二年(1787年)钦差大臣福康安、莆田知县张均等擒林爽文由台湾凯旋至大担迷航得神火引导;5、乾隆五十二年,张均与守备郑玉楷率水兵五百剿海贼林明均部,得神助遇风脱险并擒贼五十余名;6、嘉庆十一年(1806年),军官在鹿耳门赖妈祖助佑,击败蔡牵而兵船无一损失;7、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侵华英军驻上海潮州会馆,裸卧天后神前,夜梦受棍击,惊奔呼救。

    其余四项神迹是:庇佑漕运一项,官员海是遇风浪受佑脱险三项。即:1、道光六年(1826年),江南漕运船队千余只抵黑水洋迭遭风暴,得神助,二、三万未伤一人;2、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御史孟劭往台湾巡视,海上遇飓风;3、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漳州镇苏总兵奉命南巡抵天妃闸时,河流横急遇险;以上几次险情均得妈祖显应而平安无事。

    上述宣扬清朝官方活动得到妈祖庇佑的记录告诉我们,清统治者与元、明的统治者在利用妈祖信仰于什么事情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元统治者是为着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主要在进行南粮北调的大规模海上漕运方面利用了妈祖信仰。明统治者主要在出使外国和对外贸易方面利用了妈祖信仰。因而元代妈祖信仰传播的特点是因漕运而向北方传播显得突出,明代主要在南京及长江下游和闽、浙、粤等贸易港口和出使经过的港口一带兴盛起来。清代又是另一种情况。整个清代,有关在漕运中妈祖显应的记录只有一项,因此向北方传播的社会条件减弱了。另一方面,清代册使海上遇险受妈祖庇佑而脱险的记录虽有五项,但清朝的出使是小规模的、以琉球为对象的出使,其出发点和回来的港口多在福建。因此,这方面宣扬妈祖灵验的官方有关活动,都落到了福建的妈祖庙,其影响所及只限于邻近的广东、浙江。清代宣扬最多的是在海上军事活动中得到妈祖的神力帮助,这些事都发生在江南,如上海、福建、澎湖、台湾等地,所以对北方的妈祖信仰,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

    清朝廷也继承了宋代以来历史统治阶级为利用妈祖而设法提高妈祖在人们心中的权威的政策。统治者的意图、政策、活动,很容易披上神闲情逸致的外衣,因此信仰越是广泛,越是虔诚,就更能顺利地达到利用的目的。从清代朝廷利用妈祖的情况可以看出,神是受人支配的,是受人利用的工具,而人又是受社会条件、社会历史进程所支配的。清代前期,因东南沿海未平定,海上军事活动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以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密切起来,安全横渡台湾海峡的事,在为清廷必须关心的问题,这种情况使清廷须利用妈祖信仰和设法提高妈祖的权威。前面引举的十六项妈祖神迹,既是清统治者利用妈祖的记录,又是宣扬妈祖灵验、提高妈祖威信的一种方法。除此之外,为了提高妈祖的威信,清廷对于上奏妈祖灵尖而要求嘉封、致祭等事,都给以答应、满足。据记载,清廷嘉封妈祖的事,其次数比元、明两朝合起来的还要我。从康熙十九年(1872年)止,共嘉封十八次,其中康熙嘉封四次、乾隆三次、嘉庆二次、道光三次、咸丰五次、同治一次。另外,雍正还二次赐了匾额,一次是雍正四年(1726年)巡台御史禅济而奏言,“朱一贵之役,天后显灵,克奏肤功”乃赐“神昭海表”之额,悬于郡治庙中;另一次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衷情督郝玉麟、巡抚赵国麟请赐额,御书“锡福安澜”,悬于福州南台之庙,并令江海各省,一体葺祠致祭。清代十八次敕封中,特别重要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闽浙总督姚启圣奏言:‘荡平海岛,神佑灵异请赐崇封,’遂封天上圣母”。康熙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据施琅奏言,澎湖天妃效灵,枯井涌泉供数万军士食用,澎湖之役又得神助克敌,及入鹿耳门复见神兵导引,海潮骤涨,遂得颂岛投诚,而敕封“天后”。这两次嘉封对于妈祖信仰之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是因为把妈祖的神格提高到了极限,从此以后三百年来,“天上圣母”和“天后”就成了妈祖的圣称,各地的妈祖庙,也多使用“朝天宫”或“天后宫”为庙名。皇帝每次给妈祖嘉封,都要在原有封号的基础上,再想出能显示妈祖灵验和功德的新颂词加上去,因此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受封后的封号全称已达六十四个字,即“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祐 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普卫渍保泰振绥疆天后之神”。由于封号过长,同治十一年(1871年)要再褒封时,“经礼部核议,以为封号字号过多,转不足以昭郑重,只加上‘嘉佑’二字。”

    清廷对妈祖的18次嘉封和2次赐匾,绝大部分都和闽台事务有关,其中与军事行动有关者也多。这表明妈祖信仰在清廷处理闽台事务中有利用价值,而被利用于这些事务的结果,妈祖信仰本身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在被利用于这些事务的过程中,做为航海参保安的神的灵性继续得到了宣扬之外,妈祖在战争中显应助佑官军的灵性被突出地得到了渲染。宣扬清军受妈祖庇佑,等于宣扬清军的行动符合神意,这样不但可以鼓舞参战官兵的士气,而且可以受到妈祖的保佑来“证明”其军事行动的正当性,以此来争取民众的拥护。清代的妈祖神迹记录中,有关这方面的主要事件有:清军征讨盘据于闽粤沿海的郑经部的战争、施琅率师征服澎台的战役、镇压朱一贵起义、镇压林爽文起义、击退蔡牵部的战斗等。这些发生与闽台的军事行动中,都有妈祖显灵帮助清军的奇迹记载。在清代,妈祖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神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影响也最大。这一点,可以从台湾所流传的妈祖显应帮助统治阶级镇压被压迫者反抗的许多传说中看出来。根据增田福太郎本世纪30年代对清代创立的台湾五十座妈祖庙的调查,其中有13座妈祖庙曾流传过妈祖在军事行动中显灵发挥过作用。这13个事件流传的神迹中,除二项是属于抗击外国侵略的事件(淡水福佑宫妈祖显灵退登陆油东口之法军和宜兰昭应军妈祖退来犯之荷军)外,其余都是属于妈祖显应参与对内镇压的神迹,如显灵帮助镇压朱一贵起义的有台南大天后军妈祖;显灵帮助镇压林爽文起义的有鹿港旧祖宫妈祖;显灵帮助镇压戴万生起义的有南投街配天宫妈祖、北港朝天宫妈祖和鹿港旧祖宫妈祖;显灵帮助镇压高山旋的有新社妈祖宫妈祖、彰化南瑶宫妈祖;显灵帮助镇压“土匪”的有仁和宫妈祖、后壁妈祖庙妈祖、仑背顺天宫妈祖和楠梓楠和宫妈祖;显灵帮助分类械斗中之一方的有观间乡保障宫妈祖和西螺福天宫妈祖。从这些流传的神迹可以看出,清统治阶级在利用妈祖的过程中将其统治观念变成妈祖的神性,使妈祖成为顺从的工具。经过这些神迹的渲染,就给妈祖附加了反对“叛乱”,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的神性了。

    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是一种超阶级的信仰对象,不论是船主、货主、船工、渔民或何身份的乘客,都可以祈求她保佑平安行船。但是在妈祖信仰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妈祖的神性,受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伦理和政治观念的影响,对祈求者的保佑,就产生了种种条件,在神人关系中体现着社会关系。自宋以来记载的妈祖灵应的传说,妈祖从来都是在官民的对抗中庇佑统治阶级的,受到妈祖惩罚的都是所谓“海寇”、“盗贼”和“谋乱者”。在这一点上,很明显地表现着妈祖神性中的阶级性。台湾妈祖信仰中,妈祖维护统治阶级的神性显露较多,这是当时台湾社会处于不安定情况,迫使统治阶级利用妈祖信仰造成的。

     到清代,航海时要祈求妈祖保佑平安,已成为牢固的社会信仰,因此什么地方的海上船只来往多,那里的妈祖信仰就最为兴盛。清代212年中,不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闽台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因此使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海上交通变得频繁起来。就官方方面来说,约200年间台湾地方政府受福建管辖,公务联系频繁,大小官吏都由大陆派去,其轮换来往都要经福建横渡台湾海峡,台湾大骚乱时须输送援军之外,平时驻台班兵的轮换、军需供给等,都使闽台间的来往非常繁忙。清代又是两岸民间来往于台湾海峡最多的时期,这一点从台湾汉族人口的猛增可以知道。清初,台湾汉族人口约20万人,到清末已达290万人,其中87%的祖籍在福建,其中闽南的漳泉两地又占80%,13%的祖籍在广东省的潮州、嘉应州一带。这个数字表明,为了开垦台湾,在清代有千百万人来往于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另外,由于台湾逐步开发,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易也发达起来,台湾的大米、糖大量输往大陆,大陆的磁器、纺织品、杂货等供应台湾,这些都要冒横渡台湾海峡的风险。上述社会历史条件,造成了清代的妈祖信仰主要在闽南、粤东北以及台湾民间中广泛发展,而长江以北地区的流传区域没有什么扩大,庙宇也增加不多。除上述总的历史条件之外,当时的航海手段要横渡台湾海峡无保障和人为造成的渡台困难,也是促进这些地区妈祖信仰发展的因素。当时渡台船只小,台湾海峡多风,又有几处■流,船难常有发生.所以渡台垦植都要祈求妈祖保平安,垦民出门之后,家属也要向妈祖祈祷亲人安抵目的地.清廷禁渡和一些利用船只谋财害命者的出现,也增加了渡台风险.这些自然条件和人为造成的个人无力左右的危险性,迫使渡台垦民更加要依赖于幻想中的妈祖神力的保护.以上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种种因素,使妈祖成为渡台垦民的家乡民间必须虔诚信奉的神明,所以,在这个时期,闽南各县县城和沿海较大的集镇以及粤东北的潮州、海丰、揭阳等地都新建了许多妈祖庙,其中与台湾对渡的港口的妈祖庙,香火特别兴旺。厦门是前往台湾的最主要港口,所以妈祖庙特别多。据周凯编《厦门志》记载,奉祀妈祖的庙宇有32座之多,其中多与吴真人共为主神祀于一庙内,以妈祖为主神的庙宇有西门外的朝天宫、东澳社的妈祖宫、厦门港的福建海宫、草仔■海滨的龙泉宫、大担山后的前园宫、寮仔后海滨的潮源宫、鼓浪屿三■田的三和宫、先锋营的平台宫,火仔V的寿山宫等,而草仔■海滨的龙泉宫为官府渡台时祭妈祖进行迎送的庙宇。

    清代也是妈祖信仰在台湾大发展的时期。康熙统一台湾以前,台湾有妈祖庙十座。即今台南市的开基天后宫祖庙、鹿耳门圣母庙、显宫里的天后宫、今台南县的五兴里的朝隆宫、水正晨的护庇宫、西港村的庆安宫、今嘉义县的东石的港口宫、新港的奉天宫、今高雄县的竹东的天后宫、今彰化县的鹿港的天后宫。上述妈祖庙的分布状况,反映着郑成功、郑经治台时期其着开发的区域以台湾南部沿海平原地带。如果估计当时大陆移居台湾人口为20万人,即平均2万人有一座妈祖庙,但是那里候的妈祖庙的规模很小,有的只是数椽小庙。清廷统治台湾以后,由于前述历史因素,造成了妈祖庙大量增加,新建者达222座,其分布如下:

地区 郑氏治台时所建庙数 1683年至清末所建庙数
基隆市 0 2
台北市、台北县 0 (市5、县12) 17
宜兰县 0 7
桃园县 0 3
新竹县、新竹市 0 4
台中县、台中市 0 29 (市4县25)
南投县 0 13
彰化县 1 20
云林县 0 15
嘉义县 2 14
台南县、台南市 6 42 (市9、县33)
高雄县、高雄市 1 19 (市6、县13)
屏东县 0 21
台东县 0 2
花莲县 0 0
澎湖县 0 5
合计 10 222

以林衡道编著《寺庙大全》为基础,参考其他资料所做的统计。

(不包括郑氏治台以前的妈祖庙)

    从以上表可以看出,到清末全台湾除花莲一县因未有大批汉人进入垦植而没有妈祖庙之外,全台每个县市都有妈祖庙,连开发很迟,汉族人口很少的台东县也有两座妈祖庙,多者如台南市有42座,台中县和台中市有29座。从密度来看,已达到空前的高度,平均约12000人就有一座妈祖庙。